“为了全世界都不再有乞丐”——侨商英烈余长钺
作者简介：
辛松峰，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今天的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西洪院区）东南门前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一派繁华景象，但在80多年前，这里却有一个恐怖的名字——鸡角弄刑场。进门右转，不远处有一块横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福州鸡角弄革命先烈就义处纪念地”几个大字。碑上刻有41位能找到姓名的烈士，其中有一位年仅18岁的烈士，他就是时任中共闽中特委委员的余长钺。
余长钺（1918―1937），原名长秋，化名啸秋、澎秀，1918年10月18日生于今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阳下街道阳下村一个家境殷实的华侨商人家庭，父亲余孔封、母亲方氏，家中有一兄三姐（大姐早夭）。他从小接受进步思想熏陶，敢于冲破封建思想束缚，早早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年，余长钺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年仅14岁的余长钺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福清特支委员，负责共青团工作。1934年1月，中共福清县委成立，余长钺是县委六位委员之一；6月，与何文成等县委领导一起，组织参加了南西亭暴动；此后，历任福州工委书记、中共闽中特委委员等职。1937年2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6月23日，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州鸡角弄。
福清地处东南沿海，早在宋元时期，当地人就积极参与海上贸易；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求生存移民海外的福清人更是不可胜数；侨乡身份使得当地人眼界开阔，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当余长钺出生时，正值新文化运动深入开展、五四运动接踵而至之际，新思潮正有力地撞击着古老的中华大地，在涤荡旧社会污泥浊水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社会的无限生机。而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工运、农运、学运蓬勃发展的革命时期。特别是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进军福清，“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大革命浪潮不仅给童年时的余长钺留下了深刻印象，还彻底塑造了他革命的一生。
1928年前后，当他在阳下小学读书时，学校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夏昌福老师，常对学生讲述反帝救亡、反封建、破除迷信等道理，还教唱《打倒列强》之类的革命歌曲，很受学生欢迎。这时的余长钺常寄宿在学校，因此与夏老师有较多的接触机会，在其影响下，余长钺逐渐萌发出初步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从两件事中，可以看出他的反帝反封建不是说说而已。阳下小学的前身是供奉狐仙郑三哥的“保来堂”，即便成为学校后，狐仙塑像被移置在东厢房中，香火依然兴盛。某一天，余长钺和陈振芳等几个同学到东厢房内，把郑三哥塑像的头拧下来，扔到了茅坑里。而当时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全国普遍提倡用国货，禁止买卖日货。余长钺他们看到村中小店铺售卖日货，就把日货搜出来，当众烧掉。这是20世纪初中国青少年民族意识觉醒的鲜活表现，但在保守意识浓厚的乡下却是闯下了大祸。这时，恰好村里一个妇女精神分裂，胡言乱语，说狐仙要“显灵”报复。于是，愚昧落后的民众就把责任怪罪到学校师生身上，说老师鼓吹异端，教坏了学生，煽动乡民到学校去闹。结果，夏老师被学校解雇，余长钺也被开除，后来便转学到城内柴坊顶玉屏小学就读。
1930年夏，在县城读书的余长钺听到我党号召全县学生、知识分子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知道福清有革命组织，很是向往。1931年夏，余长钺小学毕业，趁远足福庐山的机会，他和几个同学找到从事地下工作的我党党员张端哲，向其借阅进步书刊。后经张端哲介绍，又认识了何希銮、谢廷清等人。不久，余长钺加入了共青团。同年，他进入县城教会办的明义初级中学读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常常翻墙外出活动，并多次用大蜡笔或柏油在墙上书写“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标语。余长钺虽然经常参加革命活动，但学习成绩却很好，因此，包括校长在内的大多数老师都很喜欢他。有老师说：“这个学生不但文章写得好，思想也与常人大不相同”，敢于同封建礼教作斗争。特别是余长钺虽然家境富有，但生活俭朴，穿戴如同农家子弟一样，毫无纨绔习气。他十分同情穷苦人，不仅常把家里给他的钱送给路上的乞丐，还常以金钱资助经济困难的同学。有一次，父亲叫他去佃户家收租，回来时他遇到邻居大婶，得知她无钱过年，就把所收租金都送给了她。一个富家子弟，能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已属不易，还能具有反封建进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显然是时代大潮的熏陶所致。而这些行为，毫无疑问地显示出这个侨商子弟对于自己家庭和阶层的离经叛道。
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组织基础薄弱和敌人的摧残，福清县党团组织一直未能正式建立。1932年5月，中共福州市委派何文成回福清建立党组织。鉴于余长钺的突出表现，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才14岁。
对大多数人而言，14岁还是懵懂无知的年纪，但余长钺——这个思想远比同龄人深刻的侨商子弟，已经在党的领导下快速成长，完成了由进步青年向优秀党员的转变。
1932年暑假，中共地下党员何希銮等人在福清城关官塘墘、玉融小学和深巷刘祠的道南小学等处，酝酿成立一个“读书会”，最终取名为“同攻读书会”，意为共同攻读马列著作，共同向着一切反动派和社会黑暗势力作斗争。读书会吸引了很多知识青年，会员有300多人，刚刚入党的余长钺十分活跃，是该会的骨干。读书会通过会员赠书和购买书籍相结合的方式，选藏了2000多本进步书刊，如中文《马列主义启蒙读本》、政治经济学、哲学及鲁迅、茅盾等人所著小说、杂文，这是福清最早为青年学生介绍马列主义和进步书刊的公开社团。该会不仅出版会刊，还搞文艺演出，表现十分活跃。余长钺曾参加该会公演的话剧《阿Q正传》，还在会刊发表过《尼姑庵》和《血与泪》两篇文章。这些文章以日常所见为切入点，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有力地鞭挞了资本主义的所谓“文明”。这年秋天，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人来福清组织“反帝大同盟”，余长钺不仅加入了该组织，还担任了同盟的福清负责人。
1933年5月3日，明义中学学生为纪念济南惨案，要求校方放假一天。校方不仅不同意，还开除了3名据理力争的学生。愤怒的余长钺，遂与同学施修贤等人发动全校学生罢课，以示抗议。该校却悍然宣布停办，并迫使余长钺等20多个寄宿生离校。余长钺等人离校后选择继续抗争，后来该校虽于同月15日复课，但余长钺被降为旁听生，施修贤则被开除学籍。余长钺组织或参加的革命活动抨击了旧社会反动势力，受到人民大众的赞赏，但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1933年9月，余长钺去福州，警察检查其手提包时发现一本革命读物，且扉页题有其署名的革命诗歌，遂把他拘留起来。后来，警察查明他是福清明义中学的学生，就通报福清，由福清县长亲带军警到学校正式拘捕余长钺，并解送福州。因其堂兄在南京法院担任推事，积极出面营救，余长钺才得以以年龄不足免予刑罚，但被囚禁在“反省院”里“读书”，同攻读书会也因涉嫌“通共”被强制解散。
不久，驻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等人带领下，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公开树起反蒋抗日旗帜，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特赦政治犯，这就是福建事变。余长钺因此获释出狱，并积极参与新政权建设，出任福清特派员。他和同志一起，一方面在福清县城组织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扩大反蒋抗日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又在群众基础较好的龙田、高山一带组织农民，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同时，他们还创办夜校，不断地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控诉封建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但在蒋介石全力进攻下，福建事变归于失败。1934年1月，撤退的十九路军路过福清时，蔡廷锴将军在明伦堂召开民众大会，余长钺也上台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演讲后，蔡将军拍着他的肩膀说：“好样的！”这时的余长钺才刚刚过了15周岁的生日。
尽管在常人眼中，可能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但此时的余长钺实际上已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了。1934年初，中共福清县委成立，余长钺任县委委员，负责共青团工作。这一年，福建沿海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无数贫苦农民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地主豪绅却变本加厉地催债收租。面对这种境况，县委及时召开会议，余长钺在会上传达了省委关于革命形势和开展春荒斗争的指示，并研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向。会议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宜在敌人控制较严的城镇开展活动，而应深入到偏僻乡村去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壮大自己力量。根据会议安排，余长钺回到北西亭，与同志一起分头发动群众，准备举行暴动，但因豪绅向国民党福清当局告密，遂改变计划前往南西亭，协助何文成发起暴动。
6月下旬的一天，南西亭聚集了各乡赶来的100多名起义队员，他们被编为一个连三个排，称“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福建游击队闽南第一支队”。总指挥何文成，余长钺直接参加了暴动队伍。这次行动的口号是：“打倒地主豪绅”“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深受贫苦农民的拥护。暴动队伍在各乡收缴地主豪绅的枪支弹药，焚烧田契债据，没收黄金、白银等物品，并把没收的粮食和部分布匹、衣服等分给贫苦群众。起义使国民党福清县当局大为震惊，他们纠集军警前去弹压。由于敌强我弱，起义队伍不得不化整为零，转入地下。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四处追捕起义人员，余长钺隐蔽在福清北门外的舅舅家。这时，他患有重病，经常咯血，身上长满疥疹，身体虚弱，遇有情况需要转移时，都由姐夫家的两个婢女协助。家人十分担心他，他的二姐就说：“家里生活也不错，你何必干让全家担惊受怕的事。”余长钺立即反驳：“我们不能只看自己一个家，应当做到全世界都不再有乞丐才是！”但这样的家国情怀并不能让家人满意。族里一些人认为其父“纵子为非”，要其登报解除与余长钺的父子关系。父亲既不愿意这样做，也怕留在家里受株连，这时敌人又搜捕日紧，于是，他们便转移到长乐县的一个婢女家。余长钺在这里住了近半年，身体稍好些又开始革命活动。
1935年1月，他秘密返回福清参加党的会议。父亲怕他出事，一直劝他出国学做生意。而他为了筹集革命经费，便于正月间和父亲一起乘船前往印尼。在印尼的几个月间，他不但不肯帮哥哥做生意，还常把店中商品贱卖或白送给衣衫褴褛的顾客，使父兄头疼不已。后来，他对父亲说要回国读书，父亲便拿出一笔相当于600元大洋的款项，让他直接回上海，就读于中国医学院。同时，又命其二姐余长彬立即转学到该校，以督促弟弟学习。
余长钺入学后，频繁外出参加革命活动，冒着危险开展抗日宣传，上街写标语、搞联络。这时，他认识了为反抗包办婚姻逃来上海的女青年李若兰。她随身携有27件金首饰，那是家里为她准备的嫁妆。他们一起组织“上海学生救亡剧团”，上街开展抗日宣传演出，举行纪念日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请愿活动。但经费很快就花光了。李若兰一次次地卖掉自己的首饰，余长钺也不断地找借口向家里要钱。但他的“不务正业”，都被姐姐告诉了家里。家里来信说，“这是最后一次寄钱给你了！”经费的短缺，使作为领导的余长钺大伤脑筋。为筹集经费，他和李若兰拍了一张合影寄给家里，以假结婚的名义“骗”到了一笔革命经费。
1936年，在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陈国栋直接领导下，上海成立了“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余长钺是这个组织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6月初，因国民党广东实力派发动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余长钺作为骨干，随共青团江苏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孙大光率领的“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奔赴广西，参加两广抗日运动。但两广事变旋起旋灭，这些抗日无望的热血青年只好转道香港。这时，余长钺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接上关系，这是自1934年4月福州中心市委被破坏后，闽中特委重新与上级建立了联系。11月，余长钺受“南临委”委派，与前来向“南临委”汇报闽中斗争情况的黄孝敏一起返回福清，担任中共闽中特委委员，参与闽中地区游击战争的领导工作。这支由闽中特委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反复军事较量，接连挫败敌人的“清剿”，使闽中地区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15块游击区之一。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这支游击队于1938年初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
1937年2月9日，多年不回家过春节的余长钺突然回到家里，令家人喜出望外。但他在家只待了3天，又离家外出。2月16日晚，由于叛徒薛宝泉出卖，他与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委员黄孝敏、陈如舫（潘涛）在特委会议后被逮捕。随后，薛宝泉又在福清捕走福清县委书记陈炳奎。在狱中，叛徒前来劝降，他与王于洁等人不待开口就将其痛打出去。家属托人设法营救，来人劝余长钺自新。余长钺严词拒绝：“我不像你那样贪生怕死，只想做官！”他们在狱中常高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令反动军警无可奈何。敌人见威逼不行，又设宴款待，企图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诱骗他们“自白悔过”，但他们却把酒桌掀翻，使敌人无计可施。
1937年6月23日清晨，余长钺、王于洁、陈炳奎、黄孝敏、陈如舫5人被押解出狱。他们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便从容地把各自衣物分送给难友，然后挺胸高唱着《国际歌》走出牢门。在审判庭上，当敌人宣读判决书和死刑命令时，余长钺大喊“狗司令”，又把案桌踢翻。敌人当即掷下押条，命令上绑。余长钺等随即被押赴福州西门外鸡角弄刑场。一路上，他们不断高呼革命口号，气势如虹，直冲霄汉。五烈士中，余长钺年纪最轻，牺牲时还不满19岁。从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就义时还未满19岁；从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到为穷人谋幸福的革命先烈；余长钺——这位年轻的革命战士，把自己青春和生命都奉献给了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求幸福的伟大事业。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分享《“为了全世界都不再有乞丐”——侨商英烈余长钺》的全部内容，更多有关南非华人最新消息、新闻，请多多关注华人头条侨务频道。您还可以下载我们的手机APP，每天个性化推荐你想要看的华人资讯！
免责申明
1、本站（网址：52hrtt.com）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等服务，用户保证对发布的内容享有著作权或已取得合法授权，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刊载的文章由平台用户所有权归属原作者，不代表同意原文章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3、因平台信息海量，无法杜绝所有侵权行为，如有侵权烦请联系我们（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邮箱：hrtt@52hrtt.com），以便及时删除。
闽公网安备35010202000536号